那天，袁老师在北京开完会，乘坐的是下午3点开往长沙的高铁。跟往常一样，我们又去了离西客站不远的那家湖南米粉屋，袁老师照例点了一个小炒河虾、一个青菜、一碗酸辣汤粉、一份酱油炒饭，叮嘱服务员主食和炒菜一块上，说这样大家都可以尝到每一种味道，也不会浪费。午饭极为简单，大家吃得很香。匆匆吃完，我就送袁老师上火车。

       还在春运期间，西客站仍然人头攒动，你推我搡。我们在广场外按照志愿者的提示排队验票进站。天出奇的冷。袁老师没戴手套，也没围围巾，穿着黑色呢子短大衣，手提一个旧式的棕色密码箱，我提着两个行李袋紧随其后，随着队伍缓缓挪着。一阵又一阵呼啸的寒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，我担心袁老师受寒，他笑着说，我是“80后”，没事的。

       验票窗口的小姑娘，从袁老师手中接过身份证和火车票时，惊讶地盯着袁老师。很明显，她是知道袁隆平这个名字的。或许在她想来，在一个普通的验票窗口见到世界级的大科学家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轮到我验票时，小姑娘还瞪着一双大眼睛，望着张开双臂接受安检的袁老师，充满惊异神情的眼睛里闪着泪花。

       袁隆平在湖南湘潭河口镇的试验田中查看低镉水稻的长势（2017年9月29日摄）。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

       候车大厅里人来人往，嘈杂不堪。可是，还是不时有人走过来向袁老师打招呼，说一两句感谢祝福的话。也有人不相信，这位“杂交水稻之父”竟然也像普通人一样，站在拥挤的人流中，和自己一起候车。有人带着崇敬的心情，走过来轻声问：您是袁隆平院士吗？面对这些陌生人的问候，袁老师都报以真诚的微笑，一一点头致意。

       我们在9号候车厅等候上车，旁边有一个休息室。袁老师的车票是一等座，我和秘书小辛觉得，袁老师凭票可以进去坐一会儿。当我把票给工作人员时，她客气地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只接待特等座旅客。这时，看到袁老师不能进休息室，外面的旅客有点唧唧喳喳了。有旅客说，这是袁隆平院士呀，应该让他进去；还有旅客说，袁老师在杂交水稻科研育种方面作出那么大贡献，咱们国家粮食生产能养活那么多人有他一份功劳呵，这点小事算什么……袁老师站在一旁，觉得给大家添麻烦了，不停地说谢谢，还是到9号厅候车吧。

       可是，外面的旅客已经把我们堵在休息室门口，不让走。工作人员难为情地说，要请示领导。这时，有两位持特等座票的旅客说，不要去请示了，把我们的票给袁老师，请他进去休息吧！围在门口的旅客大声喊：袁院士，进去吧！进去吧！

袁隆平（资料照片）王精敏摄

        面对大家的恳求，袁老师有些自责地哎呀哎呀了两声，不停地向旅客点头致谢，就是不肯进休息室。也许是暖气烧得太热，也许是大家的热情太高，他花白的发间竟然冒出了汗。我们从广场进来后一直站着，袁老师毕竟80多岁了，我多想说，大家盛情难却，您就进去歇会吧。可我知道，老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，是绝对不会进去的，话到了嘴边还是强忍着没说出来。

       上了火车，才知道小辛是二等票，不在一个车厢。我试着和邻座的一位女士协商换个座，她欣然同意了。我对袁老师说，以后出差还是让秘书和您买同样的票，照顾起来方便些。袁老师说，“这是有制度规定的，制度能随便改吗？甘地是大人物吧！他出差从来都是买三等座，为什么啊！”袁老师看着我，等我回答，我哪知道呀。等了一会儿，袁老师略带点神秘地说：“那是因为没有四等座。”

       他哈哈大笑起来，我和小辛也跟着笑了，心里热乎乎的。这位世界级的科学家，在一次普通的行程中，又给他的学生上了一课，不是农学课，而是人生课。

（文章来源：2013年12期《求是》杂志，原题为《送站，又上了一课》）

       2013年五一劳动节前夕，党中央国务院确定在北京召开全国劳模代表座谈会，袁老师是备受尊敬的杂交水稻科学家，他曾经两次获得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称号，所以是被邀请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代表。

       袁老师这一次来北京参加座谈会坐的也是高铁，与往常不一样的是，他这次没有工作人员陪同，是一个人从长沙到北京，又是买了一个人的票回长沙的。

       4月27日，袁老师和一位正好到北京出差的亲戚结伴而行。之前，秘书小辛打来电话，要我到西客站接他。傍晚时分，我接到袁老师，惊诧地问，您怎么不带一个人呢？他满不在乎地说：没事、没事，他们都在田里忙，车上有人陪我，下车有你来接我，这样不是很好的吗？

       4月28日，袁老师在会上发言。他说，他一辈子有两个梦，一个是在水稻禾苖下乘凉；另一个是想要杂交水稻覆盖全球。他以极淳朴的口气，讲述着这伟大的梦想，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。只是，代表们不知道，他也没有说，此时，袁老师的杂交水稻研究，又有了新的突破。原第三期杂交水稻研究，在2015年达到亩产900公斤的计划，已经在2012年就提前实现了。就在这次来北京开会前，他又启动了亩产1000公斤的第四期超级杂交水稻的育种计划。他为此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着。他的时间，比金子还宝贵。

       座谈会结束后，我陪他在会议餐厅简单吃了中午饭，就赶往西客站，我说，您这么大年纪，一个人坐高铁，没人照顾怎么行？我陪您吧！他说，你有你的工作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用陪。你送我到火车站就行，到了长沙会有人接站的。

       正午的阳光暖暖的，我们走进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。一位挎着相机的旅客认出了袁老师。我们进书店，浏览图书，互相交谈。在报摊上买报纸杂志，在人流中一边走一边说话的情景，都被这位旅客拍了下来，他还过来要求合影留念，袁老师欣然同意。

与西客站检票员合影

       我们经过站台，走进车厢，找到他的座位后，我走出车厢，隔着厚厚的车窗玻璃和他挥手告别，他的头像在车窗上模糊，身子有点佝偻。我心里一愣，突然有了一种伤感。我实在放心不下他一个人在高铁上，还要奔波这么远的路，于是，我走到下一节车厢口，又悄悄上了车。

       那天旅客不多，车厢还有一些空位置，我找了一个座位，高铁开动后，我走到他的面前站着，等着挨批评。他见我一脸无辜的表情，笑哈哈地对我说了一句：你不听话，然后示意我坐在他旁边，又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       高铁高速前行，窗外满川绿意，华北平原的天空出奇的高，出奇的蓝，一些低矮的山丘，尽显着大自然的神秘与生命的张力。

       车窗外的阳光一闪一闪而过，袁老师有午休的习惯，开始闭目养神，约莫过了四十分钟，他突然醒来，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给我一张纸，基地今天在测一个新品种的产量，我算算有多少？”我也是空手上车的，只好顺手把手中的报纸递给他，他点了点头，在电话里他一连问了几个数据，然后在报纸的空白处计算一阵，之后又轻轻点点头，微笑着“嗯嗯”几声，看来对报上来的数据他是满意的。

接到基地报来的数字，计算产量

       我突然想到，也许他刚才根本就没有睡，而是一心想着水稻基地的事情。每年四月底五月初，正是水稻科研人员忙碌的时节，这也是他不让工作人员陪他到北京来的原因。

       这时，有人拍了我一下，要我移步说话，原来是电视台的记者，他们在北京没有采访到袁老师，侦探到他坐的高铁车次，就买票跟了上来。袁老师知道的，说这些记者好厉害也很辛苦，同意接受采访。

       记者们急忙在车厢里架起摄像机，拿起话筒问了他一些问题。旅客们一见是袁隆平在接受记者的采访，就悄悄地围了过来。采访一结束，他们纷纷要求合影，袁老师习惯性地笑着同意了，他那平和率真的神态，使每一个合影的人不因为他是大科学家而拘谨。

       大家的愿望得到满足后，都乐呵呵地回去了，另一个车厢的人得到消息的人，又追了过来，几乎前后三个车厢的人都来了。袁隆平不顾疲惫，来者不拒，他让旅客们都突然有了与心目中的偶像合影的惊喜。我在一边干着急，担心他的身体，又不能够说什么。

在车厢里接受记者采访

       好不容易消停了，袁老师看起来有一些倦意，慢慢闭上眼睛小憩，我也不知不觉的睡着了，等我醒来，看见他专注的看着窗外的景色。

       夜幕降临，高铁徐徐进入长沙南站，我们下车走到出口处，看见师母邓则和秘书小辛已经在站口迎候，还不停向我们挥手，袁老师轻松地走过去，幽默地说，我一个人去开会，带回来一个保镖，师母热情地叫我一起回家吃饭，我把手举起来摆了一摆，高声回答说：不用了，谢谢，就转身进站，又坐上了另一趟回北京的高铁。

       年过八旬的袁老师，用一次简单而紧凑的行程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身教课。他对工作火样的热情，对人民群众的热忱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深处，令我毕生受用不尽。

（文章来源：2023年5月17日《中华读书报》，原题为《陪袁隆平老师坐高铁》）